嘉靖三十二年，北方边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把明军营盘附近的道路压得硬如石头。巡边武官骑马绕营察看，望见营前一溜木车排成行列，车板上包着牛皮，轮下冻土泛白正规股票配资，他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“这玩意儿，真挡得住鞑靼的铁骑？”站在一旁的老军只是笑笑，说了句：“等他们马蹄踩上来就知道了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眼前这些看似笨重的木车，背后牵出的却是中国战争史上两个时间跨度极大的节点。一个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夏、商、周之交，一个在公元十五、十六世纪的明代边关。前后相隔千年，战车先是站在战场中央耀武扬威，随后淡出视野，又在明代被人硬生生拉回前线。这种“复出”，到底是回光返照，还是别有用心的战术尝试，确实值得细细看看。
想弄明白明代人为何要让战车重返战场，就不能只盯着明史的几句记载，得先从战车这个兵器在古代的起起落落说起，再看它在明代经过改造后承担了怎样的角色，最后再落到一个简单却不好回答的问题上：在火器已经逐渐普及的时代，这种复古式的尝试，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。
一、从“万乘之主”到“配角兵种”的漫长下坡路
战车第一次出现在中原战场，是在很早的夏代周边战争之中。典籍中所说的“车右、车左、御手”，实际上就是一辆战车上的标准配置：一人掌控马匹，两侧各有一名甲士，持长兵器或弓矢作战。那时候的战车，不只是交通工具，而是战争机器的核心。
到了西周，战车地位更高。周灭商之战中，史书记载动用了三百乘戎车。考古发掘出的张家坡、虢国等地车马坑，可以看到四马挽车的规模：车厢加宽，车舆增高，车上士兵可以举起长矛、戈矛，在平原地带冲杀。不得不说，在马力尚可、铁甲未兴的时代，这样的组合，威慑力确实很足。
春秋时期，诸侯争霸，大战一起便是千乘云集。齐鲁长勺之战，双方战车合计六百多乘；城濮之战，晋军七百乘战车冲击楚军阵线。那时人们口中的“千乘之国”“万乘之主”，不只是虚名，而是真真切切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。试想一下，一字排开的战车方阵，车轮轰鸣，马蹄翻地，对敌人来说就是迎面而来的铁墙。
不过，辉煌期并没有延续太久。战国中后期，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骑兵被大规模引进战场。机动性强、转向灵活的骑兵，对须要良好道路、转弯半径大的战车来说，是天然的竞争对手。与此同时，各国铁器普及，步兵配合强弩、长戟，在合适的地形上架起密集阵线，对战车形成有效拦阻。
换句话说，战车原本的几个优势——速度、冲击力、威势——都在被削弱。强弩可以远距离射杀车上甲士，布置好鹿角、拒马等障碍后，车阵一旦被迫停顿，笨重的车身就变成靶子。越到战国后期，各国军制改革越深入，廉价但数量庞大的步兵军团越来越受重视，战车也就不可避免走下坡路。
秦统一六国后，战场上的画面已经完全不同。兵马俑一号坑中，战车不过四十余乘，周围却是五千多名步兵俑。这种配比已经说明问题：战车不再是“主角”，而只是步兵队列中的机动支撑。二号坑里的混成方阵，由车、骑、弩、步四类兵种组成，体现的是“车、骑、弩、步”协同而非车战为主。这种趋势，在秦汉之间已经定型。
汉武帝对匈奴发动多次远征，战术重心进一步偏向骑兵。八次大规模北征中，有六次以骑兵为主体，剩下两次也只是骑步混编，战车更多充当辎重和临时防御平台，而不是主动突击兵种。以后的两晋、南北朝、隋唐，大规模车阵已经极少出现，即便有车，多是攻城、运粮用途。
从夏商周到汉武帝，由高峰到退居二线，战车走完了一条漫长的下坡路。等到明代的时候，古籍中的“万乘之主”，已经成了典籍里的历史概念。偏偏就在这种时候，战车却又被一些明代官员重新请回战场，这个反差本身就很耐人寻味。
二、边无宁岁，明人为何要让战车“复出”
明代中前期，国家整体实力不弱，北方边境却一直不太安稳。尤其自永乐迁都北京之后，皇帝本人比前朝统治者更接近草原地带，与蒙古势力的对峙几乎贯穿整个王朝。早期凭借积蓄的国力和相对充足的战马，明军还能打出几次像宣府、大同那样的硬仗，勉强保持主动。
问题出在中后期。马政的衰败，不是一朝一夕，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长期的“无马可用”。河套等传统产马区失守，边地牧场日渐缩小，内地马场又被“庄田日增，草场日削”，军马质量明显下降。史料有言，许多战马骑乘不过数十里便已疲惫，这种情况下再想依靠大规模骑兵远程追击，几乎是奢望。
现实非常直白：对手是训练有素、机动迅速的蒙古和女真骑兵。明军这边不是完全没有兵力，而是缺马、缺好马。步兵能守城，却很难追得上敌人；骑兵数量有限，多数时候只能做象征性出击。战报中屡屡出现的情况是，明军刚刚完成集结，对方已经完成劫掠，轻松退去。
在这种强烈的被动感之下，朝廷内外有人开始思考能否用其他方式弥补战马的不足。战车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进入讨论范围。一些大臣的设想并不复杂：车轮虽比马慢，但车身可以形成屏障，既能挡骑兵冲锋，又能给士兵遮蔽，配合火器使用，说不定能形成新的防御体系。
土木堡之变后，朝廷对边防安全的敏感度陡然上升。正统以后，明人从西晋马隆在平凉一带使用偏厢车的旧例中得到启发，开始尝试把车阵构筑成临时营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时的“战车”已经与先秦时期那种高轮、狭厢的轻便车大不一样，更像是有防护板的移动堡垒。
比较典型的是户科给事中李侃所创的防御战车。他把原本民间常用的骡车加以加固，在车侧固定木板，再蒙上牛皮或马皮，以增强防护力。车上配备刀盾手五人及若干火铳手。这样的车当然笨重又不易转向，但在平坦地带排成一线，就像临时木栅盾墙，能为步卒和火器提供遮蔽。
正统年间以后，改良版偏厢车逐渐成为各地车营的标准装备。史料记载这种车高约七尺五寸，四周围上薄板，板上留出若干射击孔，车内能容十人。六人负责近战，持长兵器于车侧抵敌，四人专司火铳铜炮。遇到有利形势，可以开车板突击；情势不利，则车列紧闭，当场坚守。
可以看出，明代复兴战车的逻辑与周、秦时期完全不同。不是为了在平原上高速冲锋，而是为了“代营为壁”“代甲为盾”，配合火器，构建新的“火力平台”。人的想法，很直观：既然追不上，就先站住；既然马不够，就用木车挡住对方马蹄。
在进攻用途上，明人也没有完全放弃战车的机动性。弘治十五年，陕西军务总制秦纮设计了“全胜车”。这种车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轻。全车重量不过二石，即便遇到崎岖路段，三四名士兵也能抬起搬运。车由四名铳手推行，两名铳手在车上射击，六人配合行动。
全胜车采用人力驱动，而不是依靠马匹。因此，它不受战马数量约束，还可以利用地形躲避，灵活接近敌阵。秦纮的用意很明确：利用车上火铳突然射击，惊扰敌马，使敌骑阵型混乱，“自相蹂践”，为后续部队制造突破口。秦纮镇守西北三年，大量使用全胜车，在资料中被认为是守住四镇边防的关键辅助手段之一。
这么看，明代战车的“复出”，其实是被时代逼出来的一种折中方案。既有对古代车战经验的借鉴，也有在火器条件下的自我改造。只是纸上构想再好，到了真正的战场上，还要看使用环境和指挥者的本事。
三、在边关与外战中，明代战车到底打成什么样
把明代战车放到实战中去看，它的作用就不会显得那么抽象。总体来说，战车在明代的运用以防御为主，适当兼顾野战突击和攻坚。不同地形、不同指挥官，对战车的使用方式也各有偏重。
在防守方面，车阵对缺乏固定堡垒的边区尤为重要。于谦主持北京防务时，充分认识到敌骑冲击力强的问题，他在城外布置战车配合鹿角、木桩，形成多重阻挡。敌骑即便能冲破前线障碍，也很难在连续车阵和步卒阵前保持速度。这种“层层减速”的布置，让骑兵优势被明显削弱。
成化年间，宣大总督余子俊为了对付阿罗出、毛里孩等部落，在缺乏现成城池的边地，动员修造了五百辆长约一丈二尺的战车，硬是在空旷地带围成了一座“小城”。车外挖壕沟一丈深，车内聚兵一万五千余人。这样的布局，说白了就是移动的野战堡垒。一旦选好地点，车阵合围，敌人如果没有重型攻城器械，要硬撕开这个圈子，并不容易。
在这样的车阵之中，士兵利用长戟、长矛从缝隙刺出，对靠近的骑兵造成威胁。骑手骑在马背上，冲到车前就会受到地形限制，又不敢掉以轻心。稍有不慎，人马翻倒在车阵边缘，就很容易被后继骑兵践踏，进一步造成混乱。
战车除了能“守”，在适当条件下也能“动”。嘉靖十五年，蒙古军约六千余骑侵入宁夏。宁夏总兵王效根据侦察掌握敌军行进路线，在险要地段提前布置埋伏。他并没有单纯依靠步卒伏击，而是把战车隐藏在高地背后，在敌骑进入狭窄地带时，骤然推出战车，以车阵冲击敌队中央，把本来连绵的队伍生生截成两段。
这种打法的关键，在于选点和时机。敌军马蹄正在行进、队列尚未完全展开，也没有料到前方突然出现障碍，结果前列被迫停顿，后列骑兵不及调整，前后挤压，队形顿乱。战车本身的冲击速度未必惊人，但利用地形和突然性，足以引发连锁反应。当时的记载说蒙古军很快溃散，四处奔逃，也就不难理解。
万历二十六年，明军大举出兵援朝，参与对日作战。远征军中的神机营、神枢营带去了四百余辆战车，这一点经常被忽略。实际上，东北和朝鲜的山地、河谷地形，不完全适合传统车阵，但在平缓地带，战车仍然能发挥特殊作用。
同年十月初二，西路总兵刘挺在一次战斗中，干脆以战车为前锋。日军在营地周围设置木栅栏作为防御圈，这类防御对普通步兵有阻挡效果，但对拥有厚重车板的战车就显得脆弱。战车列阵前行，用车身直接撞击木栅栏，配合车上火器射击和步兵突入，很快突破数十座日军营垒。史载此战共破营六十余，杀伤敌军甚众。
从这些案例看，明代战车并不是只会呆在营前当“木墙”，在合适的场合，明军确实尝试过利用战车冲击、突破。这种用法虽然谈不上惊世骇俗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对敌人而言仍然是个不小的麻烦。
不过，战车在明代的名声，显然没有与这些成功案例相匹配。清人评论明代车战时，有“空言小智”“未尝以战”的评价，言下之意是明人虽然费心思改造战车，却并没有在关键战役中充分发挥作用。这个评价未免有点苛刻，却也反映出一个残酷现实：战车在明代战争体系中的地位，终究没有摆脱“辅助”的位置。
四、战车终难翻身的两块“硬伤”
如果把明代战车看作一项战争技术的“再利用工程”，可以发现它存在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：一是对指挥层要求极高，二是对火器质量依赖很强，而明代后期在这两个方面都不算理想。
车战不论古今，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协同要求极高的战法。先秦时期的战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，很大程度上依靠稳定的车阵和严格的队列。车、步、骑之间若配合不好，一旦阵型混乱，战车立刻变成拖累己方的累赘。明代的改良战车虽然更加偏重防御，但在实战中的运用，仍然需要考虑车阵与骑兵、步兵以及火器的协调。
遗憾的是，明代中后期将领多能亲自上阵，却并不擅长精密的战术配合。萨尔浒之战就是典型例子。万历四十七年，明军与后金军在辽东决战，本来明军拥有车营、火炮等装备，按理应该依托营垒和火器来消耗对手。然而前锋杜松轻敌冒进，只带骑兵深入，不等车营火器跟进，就被后金军诱入山谷，腹背受敌，最终全军覆没。战车和火炮从始至终都没形成合力，只能陷在后方束手。
可以想见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，战车即便装备数量不少，也常常被用来简单“排排站”，很难指望出现像秦纮那样有意识利用车阵制造战场效果的指挥官。战车本身没有错，错在没多少人真正懂得如何用、敢于承担用不好带来后果的风险。
另一块硬伤则在火器。明代被视为中国古代火器的重要发展时期，有火铳、火炮、佛郎机等多种类型。理论上，战车配备火铳火炮，可以在车板遮蔽下提供稳定射击平台，对敌骑和步兵形成压制。但理论要变成战斗力，还要靠可靠的质量和充足的数量。
明代后期，军需体系混乱，火器短缺、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相当普遍。制造佛郎机炮时，母铳和子铳接口部分工艺不精，经常出现缝隙。发射时火药燃气从缝隙泄露，既降低了弹丸初速，也增加了炸膛危险。火铳方面，铁料不均、火门制作粗糙等问题，也使得射程和命中率难以保障。
在这种前提下，战车上的火器难以发挥预期效果。车兵本来已经因为笨重难动处在被动位置，若火器还不能形成足够威慑，防线就显得有形无实。敌骑看准这一点，在远处试探几轮，发现并未遭受致命打击，自然就敢大胆近逼。战车外表再威风，实际上可能只是一排木质“移动补给箱”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明代战车的命运，也折射出晚期明军整体战斗体系的困境。边防形势持续紧张，却缺乏一整套与时代相匹配的制度、训练和后勤配合。战车只是其中一个环节，它背后的制度短板，如果不补齐，哪怕再增加新式器械，效果也难以真正显现。
回头再看文献中那句“带甲八万，革车六千”，就不难理解史官为何用“革车”作为衡量军力的指标之一。在他们看来，战车数量不仅代表兵器本身，更象征着国家在某一时期对边防形势的一种回应方式。战车并没有重新成为战场上的绝对主角，却在特定历史环境下，扮演了一个“被迫登台”的角色。
战车消失千年之后重新被推回明代战场，本质上是一种对旧有战术资源的再挖掘。它不如古代那般风光，也没有改变火器时代的总体走向正规股票配资，却用自己的存在讲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当国家面对新的威胁时，即便条件不如人，也要试着从有限的手牌里，打出一点变化。至于这变化能有多大威力，最终还是要看那一代人能不能把手里的器械用到点子上。
智航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